2020-10-21 星期三加入收藏

“民族法制文化与司法实践研讨会”专家学者研讨发言精彩实录(下)

来源:办公室 责任编辑: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0-06-18 阅读次数: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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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仁朝格图:内蒙古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次‘民族法制文化与司法实践’学术研讨会,不论从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司法实践的现实价值而言,其意义深远而重大。对司法实务部门和民族事务管理部门联合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探索和健全中国特色民族法治建设和司法制度的完善,深入探讨民族地区法制文化,司法实践和少数民族法律人才的培养方面具有开创意义和实践价值。”

挖掘蒙古族法制文化遗产 发扬其当代价值

蒙古族不仅孕育了瑰丽的草原游牧文明,更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法制文化。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法制传统,蒙古法制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融汇、吸收汉藏各民族优秀的法制精华,创制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民族法律文化。

研讨会上那仁朝格图教授提出,法律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蒙古族法制文明经历了漫长的习惯法时代和成熟规范的成文法时期。蒙古法独具特色的法文化形态和“宽简”著称的法制精神,使其成为世界法律之林中的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蒙古法制一方面是蒙古族自身文化基础上孕育产生的法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不断吸收融汇其他民族法制元素,从而形成以游牧社会法律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兼容并蓄、刑罚宽简且包容性很强的法文化体系。蒙古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民族法制文明。纵观多个世纪以来蒙古法制的发展沿革,其内涵始终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相互掺杂的一种奇特的法文化现象。可以说,是一种民族规范和制度性习惯的文字化形态。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挖掘和整理了大量蒙古文、汉文、藏文、满文蒙古法制文献和档案。通过已发掘的蒙古族法律文献可见,蒙古族法律文化的内容涉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生态环境的、部落关系的、全体民族共同的、某一部落独创的、某一地方执行的,有的关乎苍天大地、有的是治理国家,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有的规范牛羊马驼,有的要涉及森林草原,无所不及,尤其在司法审判制度方面的内涵值得充分挖掘。

那仁朝格图教授认为,蒙古族传统法律制度以崇尚和谐,司法公正,提倡无讼,法条简平,刑罚宽缓,开放包容,程序正义为主要内涵和特征。传统蒙古法律在司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民族法制精神和司法文化。蒙古族司法文化是古代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创造的以制度文化为核心展开,并围绕该制度文化运行的调解方式和调解手段的综合。充分挖掘蒙古族法制文化遗产,发扬民族法制文化的当代价值,加强双语司法人才的培养和提升素质,为民族地区司法实务现实服务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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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鹏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甘肃省的民族法治文化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很有特色。克服了很多困难,争取了最高法院、国家民委等各方面的支持,在舟曲建立了法官双语培训基地。编写了汉藏双语教材,扎实规范地推进了双语培训工作。创办了民族法制文化研究的刊物,让有志于研究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云集到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流与探索,向广度、深度发展。在大会上听了甘肃高院梁明远院长的发言,使我深受启发。”

培养民族地区司法人才的难点与对策

滕鹏楚主任认为,云南省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实行区域自治民族最多的省份。在民族地区法官人才队伍建设实践中,民族文化逐步弱化、民族司法人才存量过少、民族司法人才流失严重、民族司法人才招录困难、民族司法人才难以留住是目前的五大困境。

针对这五大困境,滕鹏楚主任提出,在加强云南少数民族法官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必须立足云南审判工作和少数民族法官队伍建设实际,坚持需求和问题导向,走具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法官长远发展的新路子;在制度层面上搞好顶层设计,营造优越的政策环境,就要合理核定民族地区法院专项编制、合理设置民族地区法院进人门槛、完善民族地区法院的法官培训制度、加快改革法官退休制度;在操作层面上丰富多元培养模式,营造民族司法人才的成长环境。要构建本土型培养模式,通过司法考试并愿意到民族地区法院工作的外地人员,可以免考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由组织人事部门会同法院组织政审和考察,招录到法院工作,并签订一定服务时限的协议,以防止其身份转换为公务员后就千方百计走人的“跳板”效应。对于报考民族贫困地区法院、通晓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考生,可降低录取条件,加大少数民族法官的招录比例。实行订单型培养模式,委托法律院校定向培养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大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到定点法院工作。对违反协议的考生,明确规定惩戒措施,列入职场诚信“黑名单”,限制就业渠道。为保障民族地区法院的年轻干警尽快通过司法考试,可试行特殊司考模式,采取照顾方式,让傈僳族、怒族、普米族、独龙族等较少民族考生,享受“二次考试”的司法考试政策;也可以采取给较少民族指标等办法,使较少民族考生有更多获得法官资格的机会;在保障层面上出台措施,营造拴心留人的软环境。要建立从优待警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边疆少数民族法官的职业尊荣,切实解决进不来、留不住、干不好的问题。

滕鹏楚主任认为,培养民族地区法制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全国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采取行之有效措施,才可能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在人事、编制、经费等方面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尚需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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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宝: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宣教处处长


“民族法制建设,首先应该重视法官队伍建设,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在日常的生活对话中能够进行最基本的汉语交流,但是在法律法规专业术语的理解上还有很多困难。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基层地区,也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支双语法官队伍。各民族地区应该像甘肃这样,建立一支专业的双语司法队伍,更好地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服务,促使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知法、懂法、守法,这是很重要的。”

民族法治文化与“汉朝双语”法律人才培养路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和朝鲜族自治地方,人口227多万,其中朝鲜族人口为80多万人,约占全州总人口的38%左右。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朝鲜族人民结合本民族的传统习俗,注重传承民族文化,总结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经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法治文化。

王玉宝处长提出,近10年来,为依法保护朝鲜族当事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延边地区两级法院设立了翻译部门,配备专兼职翻译人员,为参与诉讼的朝鲜族当事人提供双语法律服务。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延边地区两级法院双语审判工作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不断增大的案件压力与双语审判工作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形势下,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和司法能力建设已成当务之急,而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法院中建设业务过硬的双语法律人才队伍更是迫在眉睫。

为此,王玉宝处长建议:鼓励法官自学。自学是双语法律人才成长的最基本、最廉价的路径。应当用足政策法规,健全和完善奖励机制,营造法制文化环境,激发法官自学双语法律知识的原动力,以最快的速度提升法官双语工作能力;加强双语培训。科学规范优质专业的培训是双语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应协调整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自身的培训力量,科学规划各个层面、多个级别的双语法律专业培训工作,确保双语培训不走形式,更接地气,更加实用,更有效果;同时,加强社会合作,整合社会资源,法院应主动与高等院校和社会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利用自身优势为高校和社会有关部门提供法律服务,取得理解支持,整合工作资源,借助社会力量共同打造双语法律学习的大环境,提供双语专业训练的大平台,共同推进双语法律人才培训。

总的来说,为更好地适应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应当充分发挥培育培训工作职能优势,把尊重和支持少数民族法治文化建设与营造双语法律人才学习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加大培训教育工作力度,激发各民族法官学习双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力提升双语工作能力和诉讼服务水平,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当事人提供精准细致、热情周到的诉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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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雷: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干警、贵州大学刑法学在读研究生


“民族法制建设研究任重而道远,目前许多研究脱离了实际,要真正得到一个有价值的民族法制建设成果,应该真正深入基层才能挖掘到有价值的东西。只有这样,体系化的民族法制建设内容才能指导法务实践,法务实践反馈研究理论,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发展和延伸。因此,这次研讨会非常及时,非常重要。”

浅谈处理水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的方法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的工作干警吴光雷,从自身的工作实际出发,在研讨会上同各专家学者探讨了水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他认为,水族习惯法作为中华法文化的内容之一,应该且必须得到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应有的地位。这样的地位,应该且必须以其存在的实际所表现的情势为基础,不应当受到人为强加的重视或者轻视。如何可以得出最佳的对待方法,应该且必须以全面且深入的调研为前提。

关于水族习惯法,不应该简单地认为国家法解决纠纷或者惩罚犯罪就是最优良的方法,而习惯法则是可有可无甚至于不需要的方法,同样也不可以粗略地认为习惯法就一定是最为可取的,而国家法则是不适宜的,只有通过研究后才知道。在调研中,要全面深入了解水族习惯法的现状、价值和作用,以其现状情况、价值、作用的大小为依据得出对待的观点,这才是实践理性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的态度方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他建议,在处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中,应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先习惯法而后国家法,出习惯法则入国家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规则健全,价值和作用较大,运用其解决纠纷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好的效果,并且符合国家法治理念的水族习惯法,应该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处理当地纠纷案件之时,注重运用水族习惯法作为调解或者裁判中自由裁量区间的首选考量因素,当运用水族习惯法之后,却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时,再考虑使用国家法,如此则避免纠纷的解决出现司法“真空状态”。二是先国家法而后习惯法,出国家法则入习惯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规则不健全或者价值和作用较小,运用其解决纠纷与国家法的效率和效果而言较低,或者其与国家法治理念相违背的水族习惯法,在处理当地纠纷案件之时,首先运用国家法,如果国家法不能解决或者效果不理想,那么再考虑运用水族习惯法解决之,当然,对于与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的水族习惯法则应该避免使用,因为这属于与本时代不相符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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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绿花: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本次会议是民族法制文化理论研究和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两个领域的高规格、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特别是让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践者同堂论道,相互倾听、相互学习,了解彼此开展研究的着力点、研究过程、存在的困惑等。本次会议将极大深化民族法制理论研究,促进民族法制文化繁荣发展,提高民族地区审判工作水平,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依法治藏中发挥藏族习惯法积极功能的路径

研讨会上,牛绿花教授作了题为《依法治藏中发挥藏族习惯法积极功能的路径研究》的发言。她在发言中指出,依法治藏是依法治国理念在藏区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将藏区的各项事务都纳入到法治轨道的总原则。依法治藏是个系统工程,其规则体系的构建不能背离民众的文化基因,藏族习惯法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藏族法律心理的组成部分,已深深融入藏族群众的法律意识之中,在藏区的稳定、发展、秩序中发挥着积极功能。依法治藏无法绕开藏族习惯法这个背景和“底色”。

牛绿花教授认为,要积极引导藏族习惯法与村规民约的衔接。村规民约是我国村民自治的重要方式。在藏族历史上,村规民约源远流长,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有效形式。应当将习惯法中劝善惩恶、禁偷治抢、保护山林和农业生产、保护公益事业、组织生产和分配、调解婚姻和家庭等内容,通过认真筛选,以村规民约的形式确立下来,夯实基层治理的规范基础。

要规范赔命价习惯法司法适用的方式和程序。学术界对“赔命价”的认识近30多年有较大转变:从不认同到部分认同到合理利用。司法实务界对赔命价的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在我国法律体系框架内和司法适用语境下,赔命价习惯法的司法适用仍然不具有合法性。为解决实际纠纷,基层司法工作者背负着双重的压力。她认为可以通过民族自治地变通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等途径,将赔命价习惯法司法适用“扶正”。

藏族习惯法中调解是常用的有效方式,藏区群众具有注重和认同调解的心理,做好藏区人民调解工作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牛绿花教授提出,要完善藏族习惯法调解模式与多元纠纷解决手段的整合。依法选聘调解员时充分考虑传统习惯法调解人员组成特点,在婚姻家庭、相邻关系、小额民间借贷、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等民事纠纷中可以充分发扬藏族习惯法重调解的理念,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逐步引导藏族习惯法调解向不收费方向发展。另外,在藏族环境习惯法中,注重于森林、水、土地、草场等的利用和保护等,为此,牛绿花教授建议,在地方法规规章立法中吸收藏族生态环境习惯法,有助于国家制定法调整范围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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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西北民族法律文化和法治中国理论研究的甘肃法律学人,能够受邀参加这次会议,感到很振奋很欣慰。因为我对以‘民族法制文化’与‘国家司法实践’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为主题进行深度探讨,已经期盼很久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至深水区的时候,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和互构问题在法律实践领域已经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了。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嵌入在国家法中间的民间法

研讨会上,王勇教授认为民汉双语司法实践和法学教育意味着中国法治的本土化序幕真正拉开。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法治改革,必然触及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互构问题。蒙汉双语、藏汉双语、维汉双语等法律人才实际上是“贮存地”型人才,具有跨族群思维能力的人才。这是实现一体多元之中华文明共同体制度重建的战略举措。给汉语法学的“制定法思维”再度输入民族法学的“普通法思维”因子,才能真正重振“中华法系”的昔日雄风。当然,汉民族作为存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民族,其“民间解决纠纷的机制”植根于民族的血脉之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与生命力,亦与在“制定法思维”下引进的“西方法律文化”有巨大的差异。如何实现古老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互构亦是重振“中华法系”昔日雄风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民族法制文化”的互构如若能顺利开展,或许能为此提供有益的思路。

率先推进甘肃民族法制建设地方试点,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作为真正的多民族省份,甘肃在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因此,甘肃的民族法制建设,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处于杻纽位置,在整合大中国几大历史地理文化板块中处于关键性的节点位置。政治认同易,但政治共识难。法治则是实现跨族群政治共识的底线和纽带。让甘肃的民族法制及双语司法实践走在全国前沿,率先探索,这是极为明智的战略选择。

王勇教授提出,甘肃的各级政法组织和法律院校,应该珍惜并借助这个难得机遇,探索法律学术研究、法律人才培养和法制实践环节三位一体、有机统一的模式,有望率先完成破冰之举,首创一种典范。他本人及西北师大法学院所在团队,必定全程参与,鼎力支持。特别是近十年来西北师大法学院积极参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调研活动,已经习得了“中农院”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咨政服务三位一体、有机统一模式的成功经验,必将成为西北师大法学院参与此次实践的有力支撑。

王勇教授告诉记者,会议期间他仔细观摩和浏览了培训基地的“法律文化墙”,内容丰富,制作精致,风格独特,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其中的古今中外的法律名人格言,中国各民族法律格言,精华荟萃,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使这里成了一座具有浓郁法律文化氛围的圣殿。双语司法人才培养的模式选择和机制完善,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事实上,舟曲民族法官培训基地已经或正在为民汉双语司法人才的培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并且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衷心希望这次会议的主旨能够持久推进,坚持不懈,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学术研究、法律人才培养和法制实践环节三位一体、有机统一的模式。”王勇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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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进:甘肃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议的主题鲜明实在,针对性和实用性都很强。‘民族法制文化与司法实践’这个主题不仅对法院系统的工作有促进和提高,对学术界的研究也有促进和提高。会议提供的百余篇论文质量非常高,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学以致用的特色鲜明。希望能够经常举办这样的实务部门与学术界相结合的会议,促进民族法制文化和司法实践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向国家法转变的必然性

研讨会上,马进教授作了题为《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向国家法转变的必然性》的发言,他认为实现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向国家法转变的必然性,不是不要习惯法,而是怎样将习惯法与国家法相结合,将习惯法融进国家法之中。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是等级性的行为准则,是历史形成的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不是现代法意义上的将如何行为与应该如何行为进行区分的现代法的行为方式,而且,习惯法中的习惯规定的是特殊和具体的行为,尚不具备现代法对普遍和抽象行为的规定标准。

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向国家法转变乃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向国家法转变的必然性表现为:国家法坚持法律独立的原则,法律的功能是治理社会,保障个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国家法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国家法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法要求建立法律权威,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使宗教权威让位法律权威,引导西北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下,既不放弃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也能够适应国家法阶段的要求把法律放在与宗教信仰之上,顶礼膜拜;国家法是大法,习惯法是小法,国家法是全民知识,习惯法是地方知识。

马进教授提出,国家法不应该也没必要排斥习惯法,不仅不能排斥,而且要吸收习惯法的有用要素,补充和完善国家法,使国家法的普遍性和适应性成为现实。习惯法的价值观是宗教至上,现代国家法的价值观是法律至上,因此,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是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向国家法转变的关键。

解决西北少数民族对国家法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的最好方法是引导他们建立健全的法治心态。健全的法制心态首先是健全的宪法心态。引导西北少数民族对宪法形成共识,就会使他们从根本上解决好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关系,解决好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的建立,解决好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同时,还要注意习惯法与国家法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相互配合。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分工表现为各自治理社会的原则和重点不同。习惯法作为一套地方知识体系,体现在西北少数民族最日常的冲突之中,可以有效调解常见的冲突。国家法作为全面的全民知识体系,虽然具有全面性、公正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但是没有习惯法的“礼制秩序”的社会治理模式。“礼制秩序”中的“长老统治”、“乡土习俗”往往是西北少数民族遵循的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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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海: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这几年,甘肃民族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像舟曲民族法官培训基地这样的培训机构,就是我省民族法制建设的一大平台,最高人民法院将舟曲法官培训基地设为国家法官培训学院甘南分院,这对甘肃的民族法制建设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举办这么重要的学术研讨会,是对甘肃省民族法制建设的又一促进,我对甘肃在民族法制建设取得的长足进展充满了自豪感。”

加强甘肃民族法治文化研究 助推民族法制建设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现有56个民族成分,全省共有少数民族人口24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43%。世居少数民族有10个,分别是回、藏、东乡、保安、裕固、蒙古、撒拉、哈萨克、土、满等族。其中,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是甘肃的独有民族。甘肃省自古迄今,一直是多民族繁衍生息、频繁活动的地区。

张世海所长认为,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民族法治文化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有着显著影响,日益成为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民族传统法文化在调整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生态环境,规范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起着积极、有益的作用,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就如何加强甘肃民族法制文化研究、助推民族法制建设这一问题,张世海所长建议:加大甘肃民族法制文化研究工作力度,虽然甘肃的民族法制文化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但总体来说,成果还不多,研究范围还不广,需要进一步调动各个部门、单位的研究力量,科学规划,全面推进甘肃民族法制文化研究;加强民族传统法文化历史及现状研究。大量现存于甘肃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传统的行为规范、实物形态、口传及文字资料,了解其产生、演变、发展趋势和丰富的内容,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现代法制建设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用重大项目的形成,集中优势资源,发挥集体智慧,攻坚克难,重点突破,对甘肃传统民族法文化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摸清家底,作出学术精品,为民族法制建设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积极搭建学术平台,增进学术交流,应通过召开全省或全国民族法制文化学术研讨会,搭建相应的学术平台,长期或不定期进行学术交流,深化研究;努力打造甘肃民族法制文化研究队伍。随着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甘肃民族法制文化研究队伍已初步形成,但还显薄弱,应采取多种积极措施,吸引和培养人才,进一步推动甘肃民族法治文化研究队伍建设;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成果不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不能仅限于少数专业人员传看,应广泛宣传,做好成果转化,为民族地区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部门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撑。














加强双语法制人才培养,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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